教育港：引才、育才、留才三者之互存

星島教育評論

教育港：引才、育才、留才三者之互存

 

去年春天的大學畢業生飯局，我赫然發現十年前十個內地來港求學的尖子只有兩個留港。其中一位已經被星洲獵頭挖角而蠢蠢欲去。這意味著我們培養十個人才九個不選擇留下，香港，變成他們的踏腳點，不是當初希望發揮的大舞臺。

十年以還，內地才俊從對香港趨之若鶩到留港發展之雄心不再，是因為覺得香港和外國比較，掣肘多多。諸如：畢業後就業艱難（聘用手續複雜，令中小企卻步）、難以融入香港生活（除非獲聘，否則不能以學生簽證旅居、體驗生活；兼職更免問）。試想想，本港連最簡單的教育配套如大專宿舍床位和幼童過境巴士也可擾攘多年不果，動輒被冠以中港矛盾的帽子。真正人才，豈不窒步？及至才俊選他國而棄香港，兩任特首和經機會（近來消失了？）才說“本港教育產業大有可為”，何其遲也！十年前確是“機遇”，香港可以成為“教育港”，但近水樓臺反失月，現在才大張旗鼓去“研討”，以學界資源的匱乏及執行力的遲緩，起碼再假數年，才由“研討”進化到“落實”，試問，你是尖子，還來嗎？就是還想來，能等嗎？

遲了十年，智經研究中心建議港深教育互補，教育產業化。主席胡定旭各項提議算是合理。然而，政府執行前，千萬先要釐清政策本身目標針對的是什麽。是一：解決跨境學童數目急增？是二：爭取人才來港？是三：為港校拓生源？ 因為各點對應方法大為不同，然又環環緊扣。先說第一點，“港人子弟學校”似乎可以應對跨境學童問題，但教育是涉及配套、評核、銜接的長遠事務、非全盤深遠考慮不行。子弟學校成立後，如果本地高等教育未能配合，長遠則解決不了“來港合理期望”的問題，廣深大批學子孜孜盼想的是來港就讀，而不是在“港校深圳分店”就讀，否則，幾年後栽培了大批有“合理期望”加上“合格成績”的港人子弟畢業軍卻竟晉升不到“港人大學”，十年窗下換來夢想破滅，勢將重演“副學士”樽頸難紓、千萬學子苦無學位的悲歌。

再說二、三點。政府長遠目標是“為校收生”還是“為港招才”？兩者配套迥異。前者只需要硬體配合，繁但不難，但這只視教育為經濟產業，以文憑套鈔票而已。但若是後者---為港爭才，則需要把香港打造成為人才可以發揮的舞臺，這就涉及文化、經濟、制度的配套。前者只需要提高教育服務水準，後者則要放下身段、以別人眼光看自己強弱。可惜的是，政府高層、大專學院、本地港人還多是抱殘守缺，或先把自己定在高位，靜待別人來叩門求法。不少大學同事還說：“讓內地青年來港讀書看看商業都會吧”。這話在十多年前可能對，但現在京滬深廣無一不能發展成為商都，更大有後發先至之勢。若單是爲了“感受大都會”，恕我直言，根本不需來港！我教過的港產尖子不少畢業後選擇遊學歐美，他們選修的多非商科，而是哲學、電影、政治。這正正表明尖子需要發掘舞臺、視角、空間。香港已經重商，要感受商業，本地尖子不假外求。同理，改革三十年，京滬商機多，深廣勢頭勁，內地尖子想來港“看看”的已不是那些摩天商廈，他們著重的香港是否有比內地更自由的空間、更創新的舞臺。我帶領學生赴京交流，北大、清華同學問得最多的是傳媒如何監察政府（政治空間）、民間如何跟政府打官司（公民空間）和學生如何發聲（教育空間），當中沒有一個北大清華人問我們的IFC有多高、CEO薪酬多少。政府、大學如果是要為港引才，就應早著先鞭，不能單以商管為招徠重點，大學的新聞、教育、政治、社會諸系才是處女地。

智經《報告》提出仿效現時大學招收非本地生模式，在內地開辦學院，但要設取錄內地生上限。政府採納時要小心，因為這潛在了人才觀與發展觀的矛盾，先不談內中港學院的銜接，既鼓勵高等院校在內地設分校，這是擴展產業之舉，理應多收以壯大產業，何必如港設限？而分校對像是內地學子，這長遠可為港招才，亦應多收，關鍵是立下嚴謹人才評定門檻而非嚴謹的入門配額。透過港式教育及嚴格考核，堪稱人才者就應來港。倘又要處處設關，錄取者零星落索，豈能為港招才？

港府希望打造本港成為亞太教育樞紐，這是遲來的春天，但樞紐不是單單的設校、住宿和教學。而是需要輻射而長遠的配套：引才、育才、留才三者之配合。港人亦要儘快拋棄狹隘的本地主義，方能在大市場內擴大競爭力。人才既“可育”，理應“可用”，特首提出的六項產業中多是來外人前來用港服務，用完即走。唯教育一項是用港之法、育彼之才，只要育得好，用完卻可留。

 

廖舜禧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2010